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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反轉:一種反向的群體極化

2019-03-19 20:50:20

來源:青年記者2019年3月上   作者:黎勇

摘要:輿情反轉的發生和形成機理復雜多變。汕頭大學副教授黎勇從幾個網絡傳播概念出發,探討輿情發生的邏輯空間里反轉現象為何頻發,并試圖證明輿情反轉是一種反向的群體極化。

  網絡輿情的反轉,即網絡上人們對某一新聞事件、現象、問題等的認知、態度、情感和評價,隨著討論的深入或新信息的出現而迅速發生反向的變化,形成另一種與此前不同的強大輿情,進而影響網絡、媒體和社會。輿情反轉的發生和形成機理復雜多變,對它的研究除了新聞及輿論本身,還包括社會結構、社會心理、時空環境與刺激源等各個不同方面。本文嘗試從幾個網絡傳播概念出發,來探討輿情發生的邏輯空間里反轉現象為何頻發,并試圖證明,輿情反轉是一種反向的群體極化。

  網絡巴爾干化、“我的日報”、回音室、信息繭房

  在探究輿情反轉的發生機理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四個概念:網絡巴爾干化、“我的日報”、回音室、信息繭房。這四個概念由三個不同學科的學者基于不同目的提出,但描摹了一種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情形,其內在原理具有一致性,對我們理解輿情的發生和反轉有重要意義。

  (一)網絡巴爾干化。網絡巴爾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由政治學名詞“巴爾干化”(Balkanization)發展而來。“巴爾干化”又借用自作為歷史和地理名詞的“巴爾干(半島)”(Balkan)。歐洲東南部的巴爾干半島是一個著名的“火藥桶”,長期發生戰爭。巴爾干半島國家、民族、宗教對立,加上其特有的喀斯特地形,分裂成若干微小部分,人民心理和物理上互相阻隔,無法有效溝通。“巴爾干化”后來成為一個形容詞,用來描述地域四分五裂的小國,且小國之間互相敵對,彼此不合作。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和管理學者馬歇爾·范·埃爾斯泰恩(Marshall Van Alstyne)與埃里克·布林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于1996年最先提出了“網絡巴爾干化”這一名詞。①他們認為,網絡信息的爆炸激化了信息資源豐富和人的注意力有限之間的矛盾。網絡使信息激增,但人類吸收信息的能力并沒有增加。每個人在有限的時間和認知能力范圍內,只能從海量的信息中選擇性地關注他們感興趣的某一部分領域。而這種選擇的依據是個人的“偏好”:大多數情況下與自己的興趣、觀點、見解、立場、專業等相同或相近。當相同或相近的信息過度集中時,一方面,有利于相同領域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流,并發展成同質的小群體;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構筑起基于學科專業、社會階層、個人偏好、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壁壘,阻礙不同領域乃至類似領域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導致原本存在的“多樣性”不復存在,異質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溝通鴻溝擴大。不同的“主題空間”將人們分離開來,形成了邏輯空間上的巴爾干,造成文化群體、社會群體、學科領域等遠距離的分裂。②

  例如,在微信群里,那些與群內成員觀點格格不入的人,常常被踢出群外或被迫退出;微博、微信朋友圈里與自己觀點相異的人,我們往往會取消關注或拉黑、屏蔽。如此,社交媒體形成越來越壁壘森嚴的“小圈子”。

  網絡巴爾干化就是網絡分裂成有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一個子群的成員幾乎總是利用網絡傳播或閱讀僅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員的信息和材料,導致與子群外的聯系減少或形成壁壘。網絡巴爾干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不同類型信息資源系統相互封閉,無法與外界進行正常的信息交流,形成信息孤島。

  (二)“我的日報”。在“網絡巴爾干化”概念提出的同一年,即1996年,同一所大學另外一個學科的學者——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家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出版了他后來風靡一時的著作《數字化生存》。

  在這本書中,尼葛洛龐帝預測:“數字化的生活將改變新聞選擇的經濟模式,你不必再閱讀別人心目中的新聞和別人認為值得占據版面的消息,你的興趣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設想一個報道新聞的計算機顯示器上面有個旋鈕,你可以像調節音量一樣,調整新聞內容個人化的高低程度。”甚至“每天只制作一個獨一無二版本”的報紙。這就是《我的日報》(The Daily Me)。③

  尼葛洛龐帝所預測的“我的日報”,其實有點類似于上世紀初袁世凱當政時,袁的兒子袁克定為了慫恿袁稱帝,專門為他量身定制的《順天時報》——袁世凱愛看《順天時報》,想恢復帝制但又擔心媒體和輿論抨擊,袁克定便和幾個心腹一起,每天單獨印制一份只給袁世凱一個人看的《順天時報》,上面刊登的內容都是擁護帝制、贊頌袁世凱稱帝的文章。這個“獨一無二版本”的報紙一直印刷至袁世凱稱帝后,被袁發現時為止。今天看來,這樣的故事十分荒唐。但類似的故事仍在每天上演: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新聞推薦,就如《順天時報》,因我們曾經點擊、瀏覽、搜索過某類新聞,電腦和客戶端判斷我們喜好這類新聞,便每天向我們推送該類新聞。我們則如袁世凱一樣沉溺于這種舒適和愉悅之中,很難察覺。當然,給我們制作“順天時報”的不是袁克定,而是AI和網絡內容提供商。袁克定“定制”《順天時報》是想當皇太子,而網絡內容提供商則是為了流量和商業利益。故事的邏輯是一樣的。

  對用戶來說,基于算法的個性化新聞推薦是一種被動的、顯性的“我的日報”。基于社交分發模式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則是一種主動的、更隱蔽的“我的日報”。由于每個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關注、關聯的社交對象多是與自己有著共同興趣、共同職業、共同專業或其他共同點的人,信息來源的結構決定了這一群人發出的信息具有類同性,因而看到的信息也就難免相似、單一、趨同。長此以往,每個人的視野都將變得十分狹窄,并產生認知局限。最終,人們會被導入一個相對固定且封閉的信息空間。

  (三)回音室和信息繭房。另外兩個概念“回音室”(echo chambers,又譯作“回聲室”)和“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是由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法哲學家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來的。

  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中指出,網絡“會增強人們聽到自己回音的能力,讓自己和他人隔絕”④。根據胡泳的總結,所謂回音室(回聲室)效應,指在一個網絡空間里,如果聽到的都是對你意見的相類回響,你會認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這一效應常常同信息選擇密切相關:個人總是傾向于接受協調性的信息而避免那些會帶來不協調認知的信息。⑤也就是說,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環境里,一些意見相近的信息如果不斷重復,就會得到加強,令處于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信息就是事實的全部,從而扭曲對事實的認識。

  在幾年后出版的《信息烏托邦》中,桑斯坦繼續就“回音室”進行討論,并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信息繭房”。⑥當時,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還沒有出現,而博客(Blog)正火。桑斯坦以博客為例進行討論,認為“博客的興起使得人們更容易活在自己設計的回音室里”,許多博客讀者關注他們感興趣、與他們想法一樣、使自己愉悅的領域,久而久之,他們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越來越難以突出重圍。這就是信息繭房。

  美國傳播學者約瑟夫·克拉珀(Joseph Klapper)上世紀60年代對受眾心理的研究所揭示的“選擇心理”理論可視作繭房效應產生的內在動因:一個人的注意力在對信息進行選擇取舍時,會自然地接受同自己已有觀點或立場一致的內容,接受對自己和所屬群體有利的信息,回避有害或不利的信息,排斥不一致的內容。通過這種選擇性過濾,用戶不感興趣的內容被排斥在外,一個不斷強化既有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的信息閉環在信息繭房內形成。

  “信息內卷化”為輿情反轉埋下伏筆

  通過介紹和闡釋上述四個概念,我們可以發現,上述四個概念側重點各有不同:網絡巴爾干化強調各個子群之間互相隔絕、分裂、不相往來;“我的日報”強調個性化定制、個人興趣和個人喜好;回音室強調單一信息的重復與加強;信息繭房強調“作繭自縛”和自我封閉。但是,它們有更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且邏輯上互相呼應、互為補充,可以用于闡釋同一種傳播現象。其共通處表現在:1.在結構關系上表現為閉合、與外界隔絕、缺乏互動。2.在內容形態上具有強烈的個性化特征,注重個人興趣、喜好和愿望。3.信息來源主動或被動地經過了篩選與過濾。4.內容局限于有限、單一、狹隘的某一或某幾個領域,缺乏競爭性觀點介入,信息的增加沒有實質性新內容,僅為原來的重復或增強。5.在組織形態上,成員同質化,且具有協同性、一致性,易形成小團體。6.從發展進程看,上述現象都會導致同一個結果,即個人獲得的信息在一定階段內會停滯。

  上述這些特征,與社會學常用的一個更具概括性的名詞“內卷化”(involution)的內涵具有某種相似性。“內卷化”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尼爪哇島時發展出的一個分析性概念,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⑦更具體地說,“內卷化”效應就是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并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既無突變式的發展,也無漸進式的增長,在一個簡單層次上自我重復,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這種行為通常是一種自我懈怠、自我消耗。

  網絡時代的信息在巴爾干化、個性化、形成回音室和信息繭房之后,產生了“內卷化”效應,即信息雖然不斷涌入,但都是來自大致相同渠道和領域的重復信息,人們雖然感覺很舒適、愉悅,但實際上已陷入一種停滯、被隔離而無法自我察覺的困境,人的思維不能正常向前運行,人的發展無法推動。借用“內卷化”的概念,我把這種狀況命名為“信息內卷化”(information involution)。

  如果把前述的四個概念視為信息運行過程的幾個不同階段,那么,網絡巴爾干化就是對大環境的宏觀描述;“我的日報”是行動——主動或被動的選擇;回音室和信息繭房是行動者面臨的處境。而“信息內卷化”,則是行動的后果之一。

  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中曾討論了回音室和信息繭房的一種可能后果——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即: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⑧這個解釋說明了群體極化發生的過程。但這個解釋不能涵蓋身處回音室和信息繭房之后的所有輿論后果。在行動者和行動群體的輿情反應中,并非都會產生極化現象。也有一些行動者或行動群體對頻繁的、單調的、重復的巨量信息產生了“免疫”,可能陷入一種麻木、無感、自我休眠和無所事事的狀態——這正是“信息內卷化”的表現。由此我們推論出,信息運行至最后階段時有兩種狀態,一是群體極化,另一種是“信息內卷化”,且這兩種狀態可能并存,并在一定的時機下可相互轉化。

  “信息內卷化”為輿情的反轉埋下了伏筆。“信息內卷化”制造了一種看似平靜的輿情表象。但靜水流深,越平靜,往往深處越潛藏著激流。當具備足夠勢能的外部沖擊到來,順流的輿論河水便會翻轉、倒流。或者說,反向的群體極化便會發生。

  輿情反轉:反向的群體極化

  反轉是一個逼近或澄清真相的動態過程。⑨筆者對近年來發生的數百起輿情反轉案例進行研究發現,輿情的反轉存在兩個關鍵節點:“觸發時刻”和“觸發扳機”。即,反轉一定發生于輿情發展的某個時機、某種相應條件下。這種時機和條件與“信息內卷化”及群體極化密切相關。

  有關網絡巴爾干化的研究表明,即使信息空間被分裂成很多互不溝通、各自獨立的小塊,也可以打破壁壘森嚴的隔離之“墻”,以新的通道建立不同分割體之間跨越虛擬空間的合作,前提是主導者優勢有利于信息更有效傳遞和擴散。⑩

  對回音室和信息繭房的研究也發現,到“人行道”去接觸非計劃的(unplanned)和不想要的(unwanted)信息,即那些偶然或意外的信息,以及與陌生人見面、討論,可以使人們置身于新鮮的體驗(experiences)或參與到爭辯(argument)中,這會激發不同看法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引起人們觀念和行為上的互動。這種接觸主要來自桑斯坦所稱的公共論壇體制——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這些是輿情反轉發生的重要外部條件。

  研究證實,輿情絕大多數是首先從“小圈子”的自媒體上引爆,而使輿情反轉、最終讓事實得以澄清的,絕大多數是大眾媒體、傳統媒體的跟進和報道。

  在自媒體和新媒體的“小圈子”中,人們陷入回音室和繭房環境,一般不會意識到自己所接觸到的是有局限的、視野狹窄的信息,反而因為感受到大多數人(實際上是經過自己篩選或被別人篩選過的人)與自己觀點相同或相近而越發自信。根據諾依曼“沉默的螺旋”假說,由于對“意見氣候”發生誤判,“小圈子”里人們“對孤獨的恐懼”逐漸消失,開始無所顧忌地跟隨、附和“大多數”,或發表相同觀點,進而互相影響,在繭房內進一步堅定、強化自己的觀點,群體意見逐步向極化邁進,或最終走向極化。這是第一波“順向”的輿情。

  在邁向極化但尚未極化之時,還有一個較長的階段,信息處于“內卷化”狀態,即麻木、冷視、“可有可無”“半夢半醒”、僵持和醞釀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信息繭房和回音室如果偶然接收到了來自“人行道”的、大眾媒體的“非計劃的”和“不想要的”“意外”信息,可能會受到刺激,進而沖擊、輻射、穿透其他回音室與繭房,迅速形成新的信息和觀點。這些新的信息和觀點通過某種途徑和形式聚合在一起之后,又可能形成一個新的繭房。按照“極化”的規律,群體的聲音開始向相反的方向匯聚,隨著大家的聲音越來越大,“反沉默的螺旋”發生作用。原本是小眾、小股聲音的“逆流”,最終可能發展為主流,并逐步形成與原來觀點相反的極端觀點,使輿情倒轉。這就是反向的群體極化。

  可見,在“信息內卷化”狀態下,群體極化正向和反向發展都有可能,這取決于“觸發時刻”和“觸發扳機”何時及能否穿透信息繭房與回音室。

  (一)“觸發時刻”。“信息內卷化”狀態下,如果社會整體心態平和,網絡輿情就如水波一樣,一切都很平靜;只有當信息或觀點觸及、刺激“水面”的時刻,水面才會蕩起漣漪,形成“波暈”。可見,這個時刻與整個“水面”密切相關,在觸及水面的時刻,是波平如鏡、水波瀲滟,還是狂風巨浪、山呼海嘯,反應迥然不同。如果僅是泛起“波暈”,在“波暈”擴散過程中,時機巧合,則新進入的信息會與單向擴散中的“波暈”形成沖撞,激起“浪花”;若新信息力度強過原有“波暈”,則會反旋回來蓋過原“波暈”,成為水面上的主流,即反向極化。

  (二)“觸發扳機”。輿情反轉和反向群體極化的發生猶如手槍扣動扳機,往往來得突然、迅速而猛烈。我們的研究發現,“扳機”的觸發一定有某種外因的刺激或誘導,這種外因包括:1.新出現的信息,可能是主動獲得的,也可能是被動獲知的;2.某種強大的邏輯推理,這種推理不同于此前的普遍認知,易于傳播并被廣泛接受;3.某種集體情緒累積到一定時點并找到突破和宣泄口。

  不管是正向極化還是反向極化,輿情的發展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即潛伏——刺激——極化。這種轉化可能是突變的,也可能是漸變的。這就需要我們既掌握時機和“扳機”,也需要準確把握“信息內卷化”的程度和狀態。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社交媒體輿情反轉與反沉默的螺旋現象研究”(編號:17YJA860006)成果之一】

  注釋:

  ①Marshall Van Alstyne,Erik Brynjolfsson. Could the internet balkanize science [J],Science,1996,274(5292):1479-1480

  ②陳冬 顧培亮:《信息技術的社會巴爾干因果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4年第1期

  ③【美】尼葛洛龐帝著,胡泳 范海燕譯:《數字化生存》[M],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151頁

  ④【美】凱斯·桑斯坦著,黃維明譯:《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第20-23頁

  ⑤胡泳:《新詞探討:回聲室效應》[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6期

  ⑥⑧凱斯·桑斯坦著,畢競悅譯:《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8頁;第47頁

  ⑦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和國家》[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53-54頁

  ⑨黎勇:《透過發生機制看新聞“反轉”》[J],《中國記者》,2016年第6期

  ⑩郭秋萍 任紅娟:《信息空間巴爾干化現象探析》[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12期

  (作者為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19年3月上

編輯:范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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